虽然已经是申城的初秋，雨水还是带着一股粘稠的闷热。
祝嘉宁下班后，先去双语幼儿园接了儿子。
她在一家出版社做教辅编辑，整天对着密密麻麻的字符和排版，眼睛总是带着点轻微的干涩，像是快要流泪的样子，她熟练地在车里摸索出一瓶常备的复合维生素，干咽下去。
“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去爸爸学校？”
元元坐在后座，怀里抱着个汪汪队的小书包，手正抓着一只断了腿的变形金刚玩得起劲。
“因为爸爸今天有很重要的演讲，我们要去给他献花。”
嘉宁一边打着转向灯，一边温和地回答。车是一辆开了五年的白色大众，后视镜上挂着元元在手工课上捏的黏土挂坠。
这是祝嘉宁现在的生活。
停好车，嘉宁牵着元元往校史馆走。
远远地，看见丈夫陈知远站在廊檐下，旁边还有一排苍翠的香樟树下。
他穿着最得体的一套深蓝色西装，正在和几位两鬓斑白的老教授交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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