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——被七八个民工轮着干——”
“——啊——”
“——那是黎安德安排的——”
那个下午。
我跟着黎安德在工地上“视察”。那间虚掩着铁皮门的板房。
那昏暗的灯光下一群光膀子的民工。
中间那个趴在折叠床上的女人——那条白得刺眼的背部——那对被挤在床面和她自己的身体之间、从两侧溢出来的乳肉——那枚红底金字、别在皱成一团的浅蓝色T恤上的G大校徽——我当时就认出来了。
不是“怀疑”。不是“看起来像”。
我当时就认出来了。
只是我的大脑用一百种理由——“也许不是她”，“也许只是相似”，“也许校徽是巧合”，“也许G大还有别的女生”——把那个认知的闸门死死按住，不让它打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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