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三十五年一月，广州。
新的一年并没有带来新的气象。训练班的课程进入了第二个月，T能训练的强度不减反增，战术课程的内容也从连排级扩大到营团级。地图从一b五万换成了一b十万，标注的范围从一个山头扩大到一片区域，决策的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，但压力的增加不是线X的——是指数级的。一个连长判断失误，损失的是一个连；一个营长判断失误，损失的是一个营。这个道理，教官在课堂上反反覆覆地讲，像钉钉子一样，一锤一锤地敲进每个学员的脑袋里。
李宗翰发现自己对压力的适应速度b预想的快。不是因为他天生抗压，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绝大多数学员没有的优势——他知道结果。他知道一九四六年会发生什麽，知道东北战场的走势，知道哪些战役会赢、哪些会输、哪些会打成僵局。这个「知道」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，在他即将被焦虑淹没的时候，把他从水底拉上来。但他也逐渐意识到，这根绳索正在慢慢变细——不是因为他的记忆在衰退，而是因为他开始看到那些历史书上不曾记载的细节。
细节改变一切。
历史书上说「四平战役惨胜」，八个字，乾净俐落。但在训练班的课堂上，当教官用教鞭指着地图上那些陌生的地名——泉头、兴隆岭、塔子山——讲述每一场战斗的过程时，那八个字被拆解成了几十个、几百个具T的决策：为什麽要在这里集结兵力？为什麽不在那里提前设防？为什麽情报显示敌军只有两个团，实际上却是两个师？每一个「为什麽」的背後，都是一个真实的人在某个真实的时刻做出的真实判断。那些判断有些是对的，有些是错的。对的救了人，错的杀了人。
李宗翰把这些「为什麽」一个一个记在笔记本上。不是为了考试——训练班的考试不考这些。他是为了以後，为了当他真正站在地图前、真正需要做出那些判断的时候，不至於重蹈覆辙。
一月五日，训练班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课程。
不是战术，不是地形学，不是情报基础。是政治教育。
教官是一个从重庆来的文职人员，姓什麽没人记得住，只记得他戴着一副很厚的黑框眼镜，讲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推眼镜，推完之後习惯X地眯一下眼睛，像在对焦。他讲的主题是「抗战胜利後的建国方针」，内容大致是：抗战胜利了，和平建国的时候到了，国民政府将遵循总理遗教，推行宪政，实施地方自治，改善民生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、自由民主的中国。
李宗翰坐在第三排，看着那个教官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出「和平」、「建国」、「宪政」、「民主」这些词，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情绪。不是感动，不是讽刺，不是愤怒——而是一种更接近荒谬感的东西。他知道这些词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会被一个一个地打破。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会被撕毁，停战令会被违反，宪政的承诺会被内战的硝烟淹没，民主的梦想会被和混乱吞噬。不是因为这些词不好，而是因为说出这些词的人没有能力、也没有意愿把它们变成现实。
政治教育课结束後，同寝室的一个学员问他：「你觉得上面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会和平吗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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